在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的背景下，此次修改涉及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将监察法规备案审查、合宪性审查标准、专项审查和清理、衔接联动机制等内容写入法律，进一步推动了备案审查工作的开展。
在这个培训班上，我把《行政法学总论》用讲义的形式一章一章地印出来，发给大家。前两者并不以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为前提，后者却须以此为前提。
1989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豪才主编的《行政法学》，这是第二本司法部组织统一编写的教材（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该书也经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1983年《行政法概要》第七章是行政行为，其下包括行政行为的概念和种类、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采取行政措施的行为、强制执行和行政处罚四节内容。在这里，主体、客体和行为的公式是不适用的。[45] 姜明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300-301页。但该书将国家机关制定和发布行政管理法规行为统称为行政立法。
[26]与科托克的用法一样，司徒节尼金的国家管理法令实际上也是法律执行方式的概括性概念。自1950年代开始，行政上的强制执行这一概念退出了行政法学的舞台，代之以苏联行政法学的说服和强制。这一列举使前一问题有所缓和，却又暴露出备案审查中作出违宪认定的规范性问题。
随着审查建议提请主体的扩展，在海量审查建议下筑造合宪性审查建议的筛查机制，对巩固实践中直面违宪的成果具有重要意义。[47]此案的特殊性在于，备审年报中首次有公权力主体作为合宪性审查建议提请主体出现，代表着这一公权力部门主动参与备案审查工作。[25]参见李忠夏：《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中国道路与功能展开》，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13页。[26]参见邢斌文：《什么是违宪——基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实践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2期，第322-324页。
在筛查机制的考量中，应选取保障备案审查制度的政治功能适当发挥的事项，保持对政治问题的适度克制，避免打破稳定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7]在历年的备审年报中均出现了合宪性审查的抽象事项型表述，主要是对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推进加以强调，表明其在备案审查工作中不断凸显的趋势。
最后，人大监督模式要求通过合宪性审查制度对各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工作予以支持、肯定和鼓励。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1期，第240-245页。但这种柔性机制所产生的审查结论较为模糊，其作用力局限于审查对象，亦使违宪认定停留于审查沟通中，无法上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违宪决定，降低了审查刚性，使合宪性审查机制的规范化无法得到实质性推进。备案审查制度依循政策导向型逻辑，其运行的一项重要功能在于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要求国家机关积极和主动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促进权力整合，不容许个别机关偏离，更不可违反宪法法律。
第一，规范违宪认定的多元评价方案，增强合宪性审查结论的规范性。与违宪审查的个案附随性、对抗性、偶发性相区别，备案审查制度有件必备、有备必审的工作形式更需要采用柔性的方式。首先将备案审查实践中的违宪类型进行区分，其次将实践中多元的违宪评价替代方案加以规范化。将违宪区分为不可避免的违宪和本应避免的违宪两类。
2020年的备审年报中的民族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案例，明确提及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并使用审查对象与该宪法条款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不一致这一弱违宪审查的表述方式。合宪性审查作为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的关键机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考察合宪性审查制度运行的现实逻辑，可以发现慎言违宪生成的土壤及具体表现。[29]由此产生的否定性审查决定，意指主体履职违宪，甚至违背人民意志，必将产生相当不利的政治后果。
宪法的含义并非完全由某个权威机构所确认，而是通过对话逐步达成共识，由多方主体参与其中，避免宪法审查机关的专断。备案审查制度的进程与中国的宪法变迁相呼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工作中适时发布违宪型案例，一方面可以促进制定机关的立法工作在宪法的框架内运行，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厘清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标准的界限，为违宪认定框定范围，推动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 注释:[1]参见郑磊：《行稳备案审查强基法治体系》，载《民主与法制周刊》2023年第1期，第19-21页。其次，备案审查中的合宪性审查应体现宪法变迁的方向，对制度的修正不一定要采取违宪认定的方式。民族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案例先前已披露，在此之后，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就同类问题又提请合宪性审查建议，有助于促进备案审查中合宪性审查效果的普遍化，推动同类合宪性问题的全面解决。
首先，尽管中国式合宪性审查具有慎言违宪的政治逻辑，但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备案审查直面违宪问题的趋势却越发明显。[18]参见林来梵：《中国的违宪审查：特色及生成实态——从三个有关用语的变化策略来看》，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37页。
[37]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和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收容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日益显现。[57]参见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2页。
首先，违宪问题自制宪伊始即被置于政治性层面，定位极为敏感。总之，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在推进过程中，其核心的话语逻辑并不止于一种温和语词的寻求，而在于坚守本土理论和道路特色，成为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
[60]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7-19页。2020年的备审年报在积极稳妥处理合宪性、涉宪性问题项下所列举的案例之中，首次出现了宪法中的具体条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之后，实践中的合宪性审查开始进入显性推进阶段。胡锦光：《论我国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区别》，载《备案审查研究》2021年第1期，第20-33页。
首先，应予纠正建议废止等处理性措辞重点在于有错必纠，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以实现法治统合。[39]参见梁鹰：《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述评》，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第26页。
在审查标准的运用中，备审年报中的合宪性审查结论表明审查中并未区分合法性、合宪性标准何者优位，而是多类审查标准同时运用。对于政治问题的合宪性审查而言，应构建规范的柔性纠正机制，淡化责任追究，而着重于解决违宪问题。
这要求筛查机制保持最大程度的谦抑性，激发起公民行使政治参与权利的热情，以构建各主体广泛参与的合宪性审查机制。[55]其二，审查建议对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都具有开放性，但对这两种问题的开放程度有所不同，过度介入政治问题可能导致形式上有权、实质上无权的结果，[56]因此应对政治问题的介入程度作出限定。
可见，此前热度最高的违宪审查渐趋式微，而以合宪性审查为文章标题的研究成果数量骤增，这足以反映出我国学术研究中主流术语的嬗变，同时以宪法监督为篇名进行检索，2017年10月18日以后有33篇文章。第二，淡化违宪的严重政治责任，为违宪问题解压。制度前后效力相反，起因于社会变迁，即社会情势、民众观念的变化。[31]参见[美]迈克尔·Ｊ.佩里：《慎言违宪》，郑磊、石肖雪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3]主要研究成果可参见韩大元：《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6-12页。在审查结论层面，合宪性审查的结论未见使用违宪等抵触型违宪的措辞，而是使用不一致不符合等非抵触型的结论性措辞代替，或使用应予纠正建议废止等处理性措辞代替。
2020年及以后的备审年报呈现出以下几种处理方式：第一，避免作出违宪判断。[17]一方面，从构词层面来看，合宪性审查属于偏正短语的短语结构类型，其核心语义在于合，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和谐理念相契合，符合我国政治导向中对该制度建构的政治协调要求。
[12]参见梁鹰：《推进合宪性审查的原则和方式》，载《学习时报》2018年12月24日，第3版。[32]参见李忠夏：《宪法教义学反思：一个社会系统理论的视角》，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4-15页。
